一本《西行漫記》成就了埃德加·斯諾,這個美國人是全世界第一個進入紅色中國的新聞記者。一本《中國的西北角》讓範長江聲名鵲起,他是第一個真實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也是繼斯諾後,第一個進入延安的記者。

　　範長江歷時10個月的西北旅行考察線路與紅軍長征過程重疊交錯。他的69篇旅行通訊記錄了中國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真實記載了紅軍長征的情況。通訊在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大公報》上發表,當時媒體上第一次公開出現“紅軍”一詞,而不是“剿匪”。

　　《中國的西北角》引發了讀者的搶購潮,“未及一月,初版數千部已售罄,而續購者仍極踊躍。”接着數月內,此書又連出了7版,一時風行全國。範長江的兒子範東昇先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形容道：“片紙神州貴,華章四海聞。”

　　長征勝利七十週年之際，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中國當代著名報人範長江之子範東昇先生,口述年僅26歲的範長江穿越崇山峻嶺,踏遍屍骨橫陳的戰場,行程4000餘里,歷經千難萬險的傳奇記者生涯。

　　“我的父親是以《大公報》臨時通訊員的名義，於1935年7月14日由成都出發，經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肅西固、岷縣等地，於9月3日到達蘭州。接着西去敦煌、玉門、西寧，北至寧河、五原、包頭，全程1200餘里，歷時10個月，足跡及川、陝、青、甘、寧、內蒙等廣大地區。中央紅軍在1935年7月開始翻越大雪山，8月過草地，因此有3個月的時間我父親的旅行考察與中央紅軍長征過程相重疊交錯。”範東昇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隻身一人進入荒涼無比的大西北，進入兵荒馬亂的圍剿前線，進入長征的第一現場報道，這對常人絕對是不可能想象的任務。但範長江卻非常人，他曾經感慨說：“東漢馬援說‘男兒當以馬革裹屍還葬耳’，記者以爲男兒死了不必一定要有人‘裹屍’，更不必要‘還葬’，本着認爲有意義的事情，百折不回地做下去，那(哪)天死，那(哪)天完，根本用不着管屍體將來怎樣安排。”

　　臨時通訊員

　　請纓奔赴長征最前線

　　“《大公報》那時在全國聲望很高，是國內非官方的最大媒體。《大公報》有三巨頭：張季鸞的筆，吳鼎昌的錢和胡政之的經營，”範東昇回憶說，“據父親說，作爲總經理的胡政之對報道計劃和父親的勇敢給予肯定，但不相信年輕的父親能完成報道，只答應以通訊員身份採訪，只付稿酬，不給薪金和差費，文責自負。”

　　範東昇說：“父親騎着一匹馬，扛着一杆槍，揣着一支筆就上路了。但他並非毫無準備一腔熱情地亂闖。事實上，在奔赴長征戰場前，父親對西北包括長征的地理特徵都做過細緻的研究，他還在江西對共產黨的根據地進行過考察。”

　　“後來我父親回憶說，他到西北地區採訪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紅軍北上以後中國的動向，二是力圖比較深入地瞭解即將成爲抗戰大後方的中國西北地區的歷史和現狀。他認爲這是當時人民羣衆迫切需要答案的兩大問題。”範東昇說。

　　圈點戰局

　　首次公開稱“紅軍”

　　範長江的西北行與紅軍長征線路交錯重疊。範東昇說：“當時，紅軍長征向北轉移，國民黨多路軍閥圍追堵截，常常紅軍剛突圍成功撤離，父親就到達現場，報道戰場實況，並進行局勢軍事分析，預測下一場戰役的情況。”範東昇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就像現在世界盃足球比賽的現場解說及預測。”

　　範長江記載了這一段：離江油二十五里的白石鋪，徐向前部曾經住過一兩個月，街上遺留下許多的宣傳品和標語，最大的標語是“武裝擁護蘇聯！”大大的紅字寫在白牆上面……據一壯年男子與記者交談：伊曾任“土地”，但不知所司何事，官職大小。記者再三研究，始知“土地”，乃“土地委員”之略。農民不瞭解複雜名詞，故只記得“土地”，令人發笑。再叩以歸何人管轄，答以“蘇先生”，問“蘇先生”之名號籍貫，他又茫然無以對。問其見過面否，答以“未”。繼而曰：“凡是紅軍區域，皆歸蘇先生管轄。”記者始恍然，“蘇先生”者，乃“蘇維埃”之誤。

　　在“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這個報道中，父親是這樣寫的：“他們(朱德、毛澤東和徐向前的部隊)究竟如何走法，雖尚未可知，但記者觀察，以趨洮夏兩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種重大的軍事變化，最多不出一個月之內，即將具體表現。設洮夏兩河如被突入，更被進入甘涼肅三州，則中國之國際與國內局勢，將發生根本影響。”

　　範東昇說：“當時，在人跡罕至的西北蠻荒之地究竟發生着什麼事情，幾乎無人知曉。父親是唯一現場目擊的記者。第一個在媒體上公開稱‘紅軍’，對‘剿匪’一詞打上引號；第一個在媒體上把共產黨作爲客觀的政治力量放在輿論舞臺。”

　　範東昇說：“埃德加·斯諾，是在1936年6月到達延安，那時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已長征結束，斯諾通過對中共領袖人物的採訪寫書，並沒有實地觀察過長征過程。”

　　進入延安

　　閃電採訪西安事變

　　“許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傑，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村中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髮稍微長了一點。”這是範長江筆下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

　　1936年12月12日,震驚國內外的“西安事變”爆發。範長江以一個記者的敏銳嗅覺,預感到中國政局將發生重大變化。爲弄清“西安事變”真相,向全國、全世界報道事件,他決定涉險去西安、延安進行採訪。

　　到西安後,範長江採訪了許多政治要人,初步瞭解事變的經過。2月4日下午,經朋友介紹,範長江在楊虎城公館見到了周恩來。爲深入瞭解陝北的情況,範長江提出到延安去採訪的請求,得到了同意。

　　2月9日,在博古和羅瑞卿的陪同下,範長江到達延安,作了閃電式的採訪。當天下午,“抗日軍政大學”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範長江見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

　　晚上10時,毛澤東在鳳凰山窯洞裏會見範長江,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時共產黨的總路線、總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作了精闢的分析,建議範長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報》的影響,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這次不平凡的紅色之旅也讓範長江成爲第一個由白區進入紅色政權中心——延安,向全國報道紅色區域情況的記者。

　　鳳凰山窯洞

　　與毛澤東秉燭夜談

　　“我父親後來形容那天晚上之高興，真是無法形容。”範東昇回憶說，“正是那晚的談話，我父親弄懂了三大問題：1.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問題。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即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2.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係問題，在日本進攻中國面前，階級矛盾應該服從於民族矛盾。3.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毛主席提出了持久戰。”

　　“通過那晚的談話，我父親覺得中國的出路徹底找到了。”範東昇說。

　　“2月14日回到上海後，父親直奔大公報社編輯部，找到總經理胡政之，要求刊登他從西北採訪歸來的通訊報道。胡政之再三斟酌，終於從獨佔特大新聞的角度出發，決定刊登。2月15日，《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發表，像一枚重型炸彈震動了上海，並迅速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據瞭解，時值國民黨三中全會，當天下午報紙一到南京，“與會人員對於西北大勢之實況皆大爲震撼，因爲和蔣介石上午講的完全不一樣。蔣介石大怒，把《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叫去大罵一頓。”

　　範東昇回憶說：“父親一直收藏着一封珍貴的信，是毛主席當年從延安給我父親寫的親筆信，信中說‘長江先生，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說的就是我父親從延安回來後發表的《動盪中的西北大局》一文。”

　　範長江生平

　　範長江(1909年～1970年)原名範希天，四川省內江縣人，著名新聞記者、新聞學家。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新華通訊社總編輯，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國家科委副主任等職。

　　1991年，中國記協與範長江新聞獎基金會聯合設立“範長江新聞獎”，這是表彰獎勵我國中青年新聞工作者的最高新聞獎。

　　17歲那年，範長江扛起槍參加南昌起義。範東昇說：“當時我父親並不知道第一次拿起槍參加的就是周恩來發起的南昌起義。之後，我父親隨軍進入廣東。到了汕頭，部隊被打垮了，父親也很快病倒街頭，後來氣息奄奄，被收死屍的人收到一堆，幾乎一起埋了。父親當時不知道誰是誰非，決定到大城市讀書,弄清中國革命出路,再投入革命鬥爭。”

　　娶沈鈞儒愛女

　　1932年初，範長江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一次上課時，他向教授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全國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麼辦？二是一個人肚子餓了，自己又沒錢，鋪子裏卻堆滿食物，能不能拿來吃？回答是：這不是哲學的事，哲學是爲了弄明白各學派的情況，不是解決實際問題的。答案使範長江失望，他決定走出書齋，投入到抗戰中去。

　　1940年12月10日，範長江與沈鈞儒的愛女沈譜在重慶結爲伉儷。當天，範長江和沈譜穿着藍布長衫。一些“神交”的朋友，平常讀報，只知其名而未見其面，自己提了酒菜來祝賀，擠來擠去，左顧右盼，認不出到底誰是新郎新娘。馮玉祥見桌上花瓶，取出鮮花，別在新人的衣襟上，才避免鬧出更多笑話。

　　範長江才氣縱橫。1937年閻錫山路過無錫，出了個上聯‘閻錫山過無錫，登錫山，錫山無錫’，登報求下聯，竟無人應徵，成了絕對。

　　1945年範長江跟隨陳毅來到安徽天長縣時，突然靈機一動，對陳毅叫道：“有了，有了，閻錫山的對子我對起來了!範長江到天長，望長江，長江天長。”陳毅低吟了兩遍，連聲稱讚說：“範長江果然才子也!”